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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吴良镛：志存高远 身体力行

　　[编者按]9月16日，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及北京市政府联合举办的2014年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吴良镛、杨乐、杨卫三位院士以自己的经历，为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00多名研究生新生作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和学术人格养成的报告。

　　92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院士一手拄拐杖，一手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上报告台，用35分钟的时间讲完了以《志存高远 身体力行》为题的报告。吴先生究竟讲了些什么？征得吴良镛先生的同意，光明日报今天摘发吴先生的报告，作为一期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让我们在吴先生真诚的言语中，真切体会大师的情怀与冀望。

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科学美德。战国时齐于临淄设“稷下学宫”，治官礼、议政事，著书立说，可以说是当时的高等学府与文化中心。其中已经蕴含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尚。事实上，科学作风一直是在提倡的，例如各个学校制定的校训很多都是这方面的至理名言。

我今天不讲大道理，我作为一个建筑学人，自1946年执教于清华大学，至今已经68年，只想将一些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所得到的体会与同学们讨论。

第一，理想与立志。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理想，立志是人一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要思考我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有何作为？有何抱负和志趣？想要从事什么专业？这在中学进入大学时必然要有所考虑，从大学进入研究生时代更需要进一步思考。立志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成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想而一步步顿悟、提升，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方向是与我青少年时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的。我1922年出生于古都金陵，当时国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7月27日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燃烧至翌日清晨因降雨始息。我敬爱的前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遇难。战乱苦痛的经历激发了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最终断然选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

第二，选择。一个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的志愿，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机遇、变迁，甚至有无限的偶然性，国家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变迁，乃至家庭中的细小问题都会引人转向，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回顾我的经历，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求学，1950年学成后，应梁先生信中说到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召唤，力辞种种诱惑，毅然从尚为英国盘踞的香港、在军警挟持下取道回国，投身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中。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中的耕耘和收获；1983年，我年满60，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当时张维校长邀请我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只有半间屋子、一张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如今已经整整30个春秋，30年中我与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当时若前往深圳，今生后期的工作则又会是另一番光景。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回顾过往，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

　　第三，坚持。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是坚持还是退却？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不论是年少时读书求学，还是年长后的研究与实践，几乎处处都有需要面对的困难，也难免遭遇挫折。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影响而气馁，这里希望与大家以宗白华之语共勉：“不因困难而挫志，不以荣誉而自满”（宗白华《徐悲鸿与中国绘画》），要立志、要选择，在选择的道路上更要有不惧困难的坚持。

　　第四，榜样。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我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都幸得良师指点。1940年进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师从我国建筑领域的先驱鲍鼎、杨廷宝、刘敦桢、徐中等诸位先生。1946年自云南抗日战场回到重庆，又幸得梁思成先生赏识，获邀参与协同创办建筑系。1948年经梁先生推荐赴美求学，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里尔·沙里宁。除了诸位“良师”，还有诸多“益友”作为榜样。植物学家吴征镒是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我在20世纪40年代即在清华园中与他结识。当时我们同居住在工字厅，隔院窗口相对。他当时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1946年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被害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鞭笞时局，我后来参加“教联会”的工作，与他多有往来，才初步辨明时局。吴征镒当时事实上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去了解放区，解放前夕代表党组织接收清华大学，并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等。他的一生，参与了革命运动，最终回到自己的学术抱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在为学、为人、为事中给予我心灵上的感染，令我敬佩不已。

　　以上主要讲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关于师生关系，我执教多年，颇有些切身体会。韩愈《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老师最基本的职责。同时，他还有两句话未必引起了太多注意，即学生也可以超过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两句话无论对教师和学生都非常重要，在学生刚入学时，老师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进行启蒙、指导与引领，若干年后，学生的学识能力不断发展，便不只是师生关系，而是学术事业上的战友、同道。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委任科学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大会文件，这一任务匆匆落在我身上，当时时间紧迫，又有其他任务，助手中只有一名学地理出身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帮忙。当时的工作情况：我每天清早将晚上写好的稿件交给他，由他在白天整理，晚上他再交给我，我继续在深夜赶稿，如此往复，终于形成《北京宣言》。这一文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并认为超出了“宣言”，被定名为《北京宪章》。这也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至今通过的唯一宪章。它说明师生共同在重大课题中合作，教学相长，成为共同战线的挚友，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名曾协助我工作的博士生现在也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副所长。

　　第五，顿悟。回顾几十年的学术人生，我深切地体会到科学理论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时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不断注意现实问题与学术发展的情况，进行知识累积、比较研究、借鉴启发，逐步“发酵”，得到顿悟。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以下几个顿悟可以与同学们交流。

　　顿悟一：建筑学要走向科学。

　　顿悟二：从“广义建筑学”起步，从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顿悟三：“人居环境科学”的追求，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

　　顿悟四：人居环境科学涉及诸多学术领域，要走向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

　　对于青年学人，我认为理性上对科学道德、科学伦理等似乎不难理解，关键在于身体力行。现在社会舆论的各个方面对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宣传屡见不鲜，相关的书籍、文章也很多，但是让人痛心的是，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些人也许并非对道理不理解，而是没有切实地将其落实到一己的心灵与行动中。因而，我想强调的是，必须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从经典的哲理转化为一己之行动指南、行为通则，唯有此，才能慢慢地内化为属于你自己的精神财富，并且会在逐步“顿悟”中加深体会，并不断加强信念，持续前进。（文稿来源：光明日报）

大学教学与科研需有不同评价体系

一位清华教师的境遇引发了人们对大学老师“不升即走”的热议。今年4月，清华大学决定不再续聘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50多封4万余字的请愿书，希望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目前，方艳华已与校方达成一致，转岗为职员。

　　在国外一些大学也实行“不升即走”的制度，但在中国一些大学里这种制度引发了更大关注，也许是与中国的大学老师晋升制度有关，众所周知的是，大学老师一面从事教学，一面得从事科研，并在很多课题中周旋以获取晋升所需的资本与硬件，否则，只是教学出色，但是没有课题，没有发表文章，那么一则可能会因“不升即走”制度而丢掉饭碗，二则可能收入不不尽人意，不如那些课题多的老师收入高。人们对这位清华老师的支持，也许也正说明了人们对这种教师晋升制度的不满，因为晋升驱动下发表的论文与课题质量，可想而知。而现实中还时常发生的科研经费腐败，早已令人们深恶痛绝。因此，一位大学老师更强调教学而不是追逐晋升，反而获得了很多舆论的支持，学生们也为老师纷纷请愿。

　　对于很多大学里的年轻老师来说，刚入职的他们都得过着蜜蜂一样的生活，压在他们身上的教学任务普遍较重，而另一方面还得疲于奔命发表论文争取课题，这颇有点像应试教育，整齐划一的评价标准吞噬了一些有创造力学生的潜力，令他们的创造力没有机会释放出来。这种针对他们的评价体制，使得他们可能得平均地将自己的精力分配在各种事物（教学和科研）上，从而无法发挥出他们自己的特长。正如清华方艳华老师所说，“我不可能有很多精力去做研究，但我是在培养中国最优秀大学生的沟通方式、思维能力，对他们以后走入社会、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其实是更有价值的。”

　　“非升即走”制度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首先的前提是需要一个良好的针对老师的评价体系，而不是单纯以发表论文数量或是拿到了多少课题为标准。大学用人制度改革，可以参照国外一些已有经验，将岗位分为教学岗位和科研岗位，从而针对他们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一些老师是善于和喜欢教学的，而另一些老师可能更有科研的潜质，这种分类用人制度很好地尊重了人力资源的规律，可以避免文首出现的那种优秀教学者因为不晋升而面临离职的尴尬。

我国高校制定发展规划现状透析

制定发展规划是高等学校自主发展的需要，是高等学校科学发展的需要，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需要。由于我国高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加之院校管理研究滞后，我国高等学校制定的发展规划存在学校定位和办学目标趋同、校情分析不透、发展思路模仿性强等问题。为提高高校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学校领导要提高对发展规划作用的认识，加强对发展规划制定工作的领导; 发展规划部门要加强对院校管理的学习和研究，努力提高制定发展规划的专业化水平; 同时要提高广大教职员工参与度，把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变成一个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过程。

一、我国高校制定发展规划存在的问题

1．办学定位和目标趋同、缺乏特色和个性

在学校的定位上，很多学校都是对自己所属类型和办学层次的一种期望确认，缺少具体内涵的规定。“985”高校的定位基本上都是研究型; “211”高校的定位大都是研究教学型，省属重点大学的定位大都是教学研究型，省属一般本科院校的定位大都是教学型，高职高专院校的定位大都是高等职业教育，至于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高等职业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则没有具体规定。

2．校情分析不透。尽管各个学校的发展规划都有对本校情况的分析，但不少学校发展规划的校情分析都是对本校校史的概述和现状的描述，或者是对学校办学成绩、存在不足、面临困难的一般总结，缺少对学校办学文化与传统、基础与机遇、优势和特色的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有的甚至不了解本校的文化与传统，不清楚本校的基础与机遇，不知道本校的优势和特色。他们把校情分析仅仅当作发展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点缀，而不是看作制定规划的依据或基础。

在发展思路上，各个学校的发展规划存在着严重的相互模仿现象。所有的学校都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要“汇聚队伍、凝练方向、建设基地”，要“加强基础学科，发展交叉学科，培育新兴学科”，要“淡化行政权力，强化学术权力”，要“立足地方、面向区域，服务全国，走向世界”，要“坚持以人为本，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除了学校名字、区位特点、学科差异之外，不同的学校，发展思路很相近。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高等学校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很多高等学校的发展规划不是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自己的办学实际建构出来的，而是相互模仿，复制抄袭，生搬硬套来的，缺少创新或创新不足。

我国高等学校一直实行的都是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学校的一切办学行为都必须按照上级的政策和文件执行。高等学校要完全按照自己制定的发展规划来办学有很大的难度。上级主管部门政策的变化，或者学校主要领导职务发生变动，都会影响规划的落实和执行。因此，不少学校领导对制定发展规划是口头上重视，心理上轻视，行动上忽视。

3．广大教职员工参与不够。在当今形式主义盛行和公共责任分散的大学校园里，大多数教职员工对学校发展规划缺乏参与热情，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即使勉强参加，由于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和思考，加之有“言多必失”、“因言讨嫌”的顾虑，也只能提一些不着边际的“不成熟意见”，或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套话”或歌功颂德的“好话”，不能代表广大教职员工的意见和愿景。由于缺少一定广度和深度的群众参与，很多事关学校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得到应有的重视，教职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二、 发展规划部门要加强对院校管理研究，提高制定发展规划的专业化水平。

发展规划部门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构，它的主要工作是制定发展规划。制定发展规划是以院校研究为基础的，发展规划部门必须把院校管理的学习和研究作为经常性的任务。只有把院校管理学习好了、研究透了，制定的发展规划才会有科学性和前瞻性，才可能有创造性和可行性。否则，平时不注重研究院校管理，不注意搜集反映学校校情的信息和数据，不掌握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不懂高等教育的科学和规律，到制定发展规划时，只能是模仿、复制兄弟院校的发展规划，或者是对兄弟院校的发展规划进行修改、更新，不可能也不会创造性地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所以，发展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对院校管理的学习和研究，完善发展规划的制定流程，尽快提高自己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三、要善解民意，善问民计，把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变成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过程。

由于发展规划是对高校未来发展结果的一种展望，它要解决的是“学校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事关学校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也事关教职员工的利益和福祉，因此，制定发展规划，必须要善解民意，善问民计。（文稿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发展应用技术大学成为世界高教改革共同趋势

二战结束后，各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教育也迎来了黄金发展期。许多国家普及了基础教育，并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应用技术大学成为高等教育的一支生力军。

有着很深社会等级观念的英国，在二战后，科技人才和应用人才的严重短缺直接影响到综合国力、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1966年，英国教育与科学部颁布了《关于多科技术学院及其他学院的计划》白皮书，通过挖掘高等教育存量潜力和结构调整，合并高等技术学院和独立学院，在全国建立了30所多科技术学院，形成了多科技术大学、城市大学与牛津、剑桥等著名古典大学并存的高等教育体系。

崇尚理性的德国，在双元制教育的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建立高等专门学校。1976年德国联邦会议颁布《高等教育总纲法》，正式确认了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在德国高等教育中的法定地位, 推动了德国应用科技大学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1990年12月18日，德国科学评议委员会指出，必须尽快大力扩建并进一步发展应用科技大学。联邦教育与科研部也一再强调要优先考虑应用科技大学的扩建,扩大其招生能力。目前，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已从早期的以工程技术类为主，拓展到社会工作、商学等应用型社会科学专业领域，学校数从1993年的125所增加到247所，注册学生数70.3万人，约占德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33%。

经济最富竞争力的瑞士，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地方高等专业学院。1993年瑞士开始了高教改革，1995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应用科技大学联邦法》，并将各地工程类、设计类、经济类、管理类、艺术类的50多所专业院校合并成7个州立应用科技大学，成为一种突出实践导向的新型大学。目前瑞士有7所公立和2所私立应用科技大学。

繁荣和开放的荷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应用科技大学，由于受《中等教育法》的限制，类型多样，但层次较低。从80年代开始，荷兰对应用科技大学进行大规模合并，并于1986年颁布了《高等职业教育法》，职业技术教育脱离了中等教育的范畴，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此后，学校数从1983年的375所调整到2012年的41所。学校数量虽大规模减少，但学校的综合性明显增强，在校生规模不断增长，1990年第一次超过普通大学的在校生规模，2011年在校生规模为41.7万人，占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60%以上。

在西方国家中，中央集权最为典型的法国，其高等教育走了一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形成了法国独特的教育体系和高等技术教育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国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959年颁布的《教育改革法》，确立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形式和地位，1971年颁布了《技术教育指导法》，明确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是同一层级的两种不同类型，形成了包括综合大学、大学校、高级技术员班(在技术高中学校内实施)、大学科技学院、大学职业学院在内的高等教育体系。后三种都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培养的是高级应用型人才，其社会地位甚至超过了综合大学。

经济后起之秀的日本，二战前曾出现过一批专门学校，战后被改编为新制大学，废除了专门学校制度。20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2年文部省通过了《五年制专门教育机构设置纲要》，并修改了《学校教育法》，国家出资在各地又重新设置了与工业相关的高等专门学校，适应重化工业战略转移的要求。1967年通过修改《学校教育法》，拓展了专业设置领域;1991年再次修改《学校教育法》，进一步拓展了高等专业学校专业设置领域，并授予毕业生“准学士”学位，允许在高等专门学校内设置专业科(四年制本科班)。此外日本还设立了专门职业研究生院，使职业教育不断向高层次方向发展。

我国台湾地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结构以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职业教育以中等层次为主，1968年高中阶段职普教育比例调整为5∶5。进入70年代，产业结构以重工业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为主，发展贸易出口经济，技术与职业教育层次开始提升，积极发展专科学校以及增设技术学院，1974年第一所技术学院诞生。进入90年代，人力资本出现了短缺，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高等技职教育重心由专科学校向技术学院、科技大学发展。到2007年，台湾地区共有科技大学37所、技术学院41所、专科学校15所、职业高中157所。而到2013年2月有科技大学53所、技术学院25所、专科学校15所。

可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大力发展应用技术大学，推动高等教育分类改革。原因有多方面，但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是促进应用技术大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产业结构的演变来看，一方面，战后和平的国际环境，使各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成为各国增强产业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不断创新和开发新产品成为企业生存的普遍法则。因此，发展应用技术大学，培养具有创新和创造能力的实用人才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从科学技术发展情况来看，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学科的交叉越来越普遍，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要求普遍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对生产人员操作技能要求减少，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求提高;企业生产模式从分工理论指导下的流水线作业变为企业业务流程重组下的精益生产，管理模式从科层组织变为扁平化，小组作业和团队合作成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信息技术和产业集群的发展，使企业内部分工走向社会化，许多业务可以外包，企业、岗位和工作人员成为产业链条的一个环节，必须对产业变化做出准确判断和迅速反应。科学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等一系列的变化，要求教育培养出既有较强实践操作能力，又有较高创新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人才，无论是以培养岗位胜任力为主的传统职业教育，还是以传播知识为主的学术型大学，培养的人才都难以适应这些变化，因此迫切要求变革高等教育。

从受教育者来看，随着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迫使劳动者不断提高教育层次，提高竞争能力，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职业更替和内涵变化的加快，也迫使劳动者不断接受教育去适应职业的变化。劳动者需要学习更多面向生产实际的应用型知识和技术技能，因此高等教育必须从精英教育时期的科学探索、学术成就转变为大众化时期学习应用知识、掌握实用技术。

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自身发展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意味着高等学校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公众，从人才短缺时代的神圣学术殿堂走向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从以培养学术型的精英人才走向培养生产实践的精英人才，从探寻规律、创造知识、传播知识拓展到应用知识和转化知识，从独立、封闭办学走向开放、合作办学，从单一的培养目标走向多样化的培养目标。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生产不断分工分业、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的过程，多样化成为满足市场需求、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基本准则。多样化不仅是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大众化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培养多样化的进程，这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战略转型期。高等教育分类改革条件已成熟，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发展应用技术大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文稿来源：中国教育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中华：

完善办学体制机制 推进高校治理能力建设

完善高校办学体制机制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之需。当前高校办学体制机制中存在着政府“越位”、高校“失位”和社会“缺位”的现象。应当围绕高校办学这一中心，将其“管”、“办”、“评”分开，政府适度“管”、高校专注“办”、社会参与“评”，建立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推进中国特色高校治理能力的建设。
    近年来，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而不断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总体要求，明确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大背景下，推进中国特色高校治理能力建设恰逢其时。

一、完善高校办学体制机制的现实需要

中国特色高校治理能力，应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学校和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在高校自主办学过程中协调与互动的体现。积极推动高校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完善高校办学体制机制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之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正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高校办学体制机制，理顺政府、高校、社会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效地提升高校办学效能，使高校更为全面地服务于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

完善高校办学体制机制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之需。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高等教育改革也深度融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潮之中，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正朝着纵深推进。高等学校近30年的发展，均是在国家和社会宏观变革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下，由高校体制机制的改革而得以实现的。按照《决定》关于“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新要求，高等学校办学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适应、相互配合、协同攻关，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贡献。

完善高校办学体制机制是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之需。当前学界正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路径。现代大学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在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治理结构，合理处理大学内外部各种权力关系，构建起能够促进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其中涉及规范和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等。而大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又居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地位，政府与高校之间的管办分离、社会评估教育机制的建立、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都应当是高校办学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二、完善高校办学体制机制的现实障碍

综观当前高校办学体制机制的运行现状，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在于政府、学校和社会三者的职能定位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三者在高校办学过程中未能实现有效的协调与互动，存在着政府“越位”、高校“失位”、社会“缺位”的现象，高校的办学效能尚未实现最大化。

政府“越位”：政府管理职能与履职效果之间的矛盾。指导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是政府教育部门的职责所在，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简政放权、扩大高校办学的自主权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但从现实来看，政府管理职能与履职效果却事与愿违。一是政府管理职能不清。政府对高等教育领域该“管什么”还不明确，政府与高校管理边界存在“模糊地带”，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还没有弄清楚，常常出现职能“越位”的现象。政府对学校的教学事务、专业设置、学科建设之类“小”问题，插手太多，束缚了高校办学的手脚。对一些本该由它管的“大”问题，如规划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规模、比例、经费资助、信息提供等问题，却又管得不够，致使许多高校常常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经费的缺乏，而制约了其发展。二是政府管理方式“僵硬”。政府在对高等教育“怎样管”的方面，手段单一，方法滞后，缺乏灵活。目前，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以行政手段居多，尤以行政审批为主，审批环节繁复，效率低下。同时在具体的管理方法上，过于僵硬，缺乏分类管理，没有针对各类高校的特色。简言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又管得太多，能管的却管得过僵，因而政府如何厘清管理职能和转变管理方式，学会适度的“管”，是当务之急。

高校“缺位”：自主办学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程度的日益加深，原本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管理的高校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要求政府放权、获得更大自主权的呼声也日渐强烈，尤其近年学界对于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研究日益丰富和深入，促进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有效落实已成为目前高等教育界的普遍共识。但就客观实际来看，高校在真正获得并有效行使办学自主权方面存在着重要的不足。一是法制不全。当前我国“无论是教育法律规范体系建设还是教育法制文化建设都显薄弱，在教育法制实践中呈现出多层面、多类型的缺陷或缺失”，难以给予高校办学自主权以有力的法规制度保障。二是能力欠缺。由于传统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模式来建构与运行所造成的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积弊使得高校长期处于办学自主权缺失的状态，自主办学能力相对不足，在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我监督等方面较为欠缺。目前，高校内部存在的权力分界不明、资源分配不均、工作效率低下、监督制衡失位和校园生态金钱化、官场化等现象，正是其缺乏有效行使办学自主权能力的突出表现。

社会“失位”：对高校办学参与程度与期待程度之间的矛盾。就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实施的情况来看，对高校办学水平的监督、评价权力也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社会力量对高校办学的直接参与程度较低，但社会力量又以舆论等其他渠道对高校的办学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力量对高校办学的直接参与程度非常低，社会资金、社会机构等很少能参与高校办学，性质独立、具有公信力、能承担对高校办学能力和水平评价责任的社会组织更是几乎为零，没有发挥专业协会、鉴定机构对高校办学的监督评估作用，社会力量基本无法直接参与到高校的管理、监督和评价体系之中；另一方面，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舆论等渠道又对高校的办学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有时甚至左右着高校的管理决策与发展方向。近年来，社会舆论更是热衷于关注、抨击高校的各种负面新闻，多次出现以某一热点事件形成舆情倒逼高校改革的现象。但社会舆论对高校的关注与要求中又往往包含了诸多原本属于目前高校所能承担的职责之外的内容，因滞后的高教管理体制和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而引发的情绪和压力相对集中在了高校身上。

三、完善高校办学体制机制的对策思考

针对当前高校办学体制机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真正建立起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就应当围绕高校办学这一中心，将其“管”、“办”、“评”分开来，由政府、高校、社会根据各自的职能和专长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政府适度“管”、高校专注“办”、社会参与“评”，建立三点相互关联、良性互动的三角形关系，从而实现高校办学效能的最大化，推进中国特色高校治理能力的建设。

1.政府适度“管”

当前政府最重要的事，应当是弄清楚对高等教育究竟应该管什么、怎样管。“管什么”即弄清楚政府对高等教育到底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这主要涉及对政府的角色定位、职能范围的明晰及与高校管理边界的界定。应该明确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是把握方向，而不是事必躬亲；是提供服务，而不是行政命令；是创造环境，而不是干预办学。“怎样管”即采取怎样的手段去进行管理。创建现代大学制度环境，必须改变以往单一的行政管理手段，补充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丰富其管理方式。

厘清管理职能，实现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政府应扮演好引导者、支持者、监管者、执法者的角色，不过度干预高校内部的办学事务，致力于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供发展环境。引导者，即在意识形态层面引领各高校，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支持者，即为高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充分的政策、信息、经费等资源供给；监督者，即监督和管理高校的整体建设和运行；执法者，即为高校的稳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维护校园安全，剔除不稳定因素。

转变管理方式，实现由刚性管理向弹性管理转变。改革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手段，改变过去政府对高校主要采取的单方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行政指示、行政审批、行政计划等管理手段，转而采取税收、价格、财政资助、信贷、利率等多种经济手段以及规范性的法律手段来对高校进行综合性管理。具体来说，要进一步精简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审批，凡是高校自身能够解决的或者市场能够调节的，政府可以不设行政审批，如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管理、完成学业的期限、图书资料等事项可以由高校自己解决或者由市场调节。同时，政府应通过制定宏观规划以及相关法律，协调和指导高校的发展，使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平衡相适应并确保高等教育事业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保护高校的权益不受侵害。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注意方式方法，转刚性管理为弹性管理，对不同类型的高校采取不同的方式，避免“一刀切”，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空间，突出其办学特色。

2.高校专注“办”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获得和有效行使，一方面必须依靠政府的真正放权，另一方面也有赖于自身自主办学能力的提升。高校应当专注于办学，集中精力履行好大学的各项职能，大力提升自身治校办学的能力，以适应高校发展建设的客观需要。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依法治校的理念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而要真正实现依法治校，就应当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建立起均衡有序的高校内部治理运行机制，并通过具体的实施方略分步实现，不断完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

建章立制，构建完备的现代大学法制维度。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获得与实施，应当由法制体系来保障和约束。由政府制定的以《高等教育法》为代表的教育法律体系为高校办学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与之相适应，高校内部也应当建立起保障自身正常运转、有效实施自主办学的制度体系，最为重要的自然是“根本大法”《大学章程》的制定。高校应当通过制定《大学章程》确立学校运转的基本权利和规则，厘清学校与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明晰自主办学的权利和空间，为真正行使依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法定权利确立坚实的法制保障。同时，高校还应当贯彻《大学章程》的基本精神，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调整、治理学校内部各种关系的管理规章制度体系，以正确处理好学校与政府、社会、教师、学生等各方面的关系。只有真正建立起行之有效、管控有度的法制体系，依法治校的现代大学治理目标才有了得以实现的制度前提和思想保障。

分权制衡，建立科学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高校内部已逐渐形成了党权力、行政力、学术力和民权力等多种权力共存的多元局面，高校内部科学治理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权力分散、多元而又能彼此牵制、互相制衡的基础之上。高校应当建立起党权力、行政力、学术力和民权力四权分立制衡的运行机制，破除党权力和行政力主导学校大小事务的局面，加强学术力和民权力在高校内部治理中的作用，并对这四种权力的边界进行划分，明确各自所辖的权利范围和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以党委为领导的党权力管战略、谋全局，以行政领导班子为中心的行政力管战术、精管理，以学术委员会为代表的学术力抓教学、促科研，以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为主体的民权力抒民意、保民生，形成四种权力各司其职、相互制衡的机制，真正构建起“党委领导、行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学校的科学决策与管理。

循序渐进，制定有效可行的综合配套改革方略。在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同时，高校还应当深入思考与之相适应的配套制度和具体措施，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建立起相应的新的人、事、财管理体制，将依法治校、民主治校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在高校下一步的工作中，应当重点在院校两级管理体系、人事制度体系、财务管理体系、师资评价体系、科研评价体系和后勤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深度的改革创新，集中精力解决当前阻碍高校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问题，切实提升高校自主办学能力和科学治校水平。

3.社会参与“评”

按照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社会力量对高校办学的深度参与，尤其是通过鉴定评价组织对高校办学水平进行评估监督，是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当前我国高校也应当以此作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将“评学”的职能逐步从政府转移到社会，建立起独立、公正且具有公信力的高校办学评价监测机制。

引导激励，壮大具有参与高校办学能力的多种社会力量。要进一步扩大社会参与高校办学的广度和深度，政府应当通过法制保障、政策激励等方式促进社会资金、社会机构等社会资源参与高校办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高校理事会、董事会等的实际作用，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高校的发展建设中来，促进高校办学决策力构成的多样化。此外，还应当注意的是，相较于国外高校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完全依靠民间自发力量的历史传统，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政府仍需在社会力量参与高校自主办学的初级阶段发挥一定的引导和协助作用，以更好更快地壮大社会参与办学力量。

探索创新，建立具有评价监测高校办学水平的社会评价体系。高校办学水平的科学评价、监测机制体制的建设有赖于政府、高校和社会三方力量的互相配合与通力合作。政府应当要放权，真正将对高校的评估和监督职能剥离出来，让专业的社会组织机构来承担，通过政策支持、资金资助等措施帮助其加强专业能力和公信力建设，并在其发展相对成熟后逐步减小影响力；高校应当从思想上接受、从行动上配合社会专业组织机构的相关评估、监督活动，通过公开、透明的教育教学活动形成高校间的良性竞争氛围；社会应当着力建设和发展专业协会、专业鉴定机构等民间独立的组织机构，承担对高校办学能力和水平的评价、监督功能，并积极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和专业威信，保证其评估、监测的质量标准，以公正、客观、独立、权威的专业意见赢得社会公众的信赖。通过三方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对高校办学能力水平评价标准的思想共识，建立起客观、科学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行之有效的评价方式方法，从而真正实现由专业社会力量来承担高校办学评价监测功能，形成社会支持、监督高校办学的长效机制。

总体来说，在今后一段时期，深入研究、探索建立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将成为能否真正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关键所在。而我们一切的体制机制的改革，都要在能否推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中国特色高校治理能力建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中得到检验。如何进一步完善高校办学体制机制应当成为我们当前推进中国特色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点研究、实践方向，以真正激发高校办学活力、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切实回答好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这两个根本性问题。

范文曜：治道变革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扩大大学与社会的合作，建立规范的外部监督机制。其政策导向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观感，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反映了政府、社会和大学已经就大学治理模式需要现代化转型，以及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路径形成的高度一致的看法。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能够在未来10年确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格局，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迈出决定性步伐。

　　现代大学制度需要适合国情　没有普适模式 没有现成模式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包括成功构建了完整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体系，推进了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支撑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新的历史时期，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提高全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专门人才等方面，高等教育担负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阶段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现代大学制度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反映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治理模式、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大学制度都有着深刻影响。

　　建国初期，在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单一公有体制下，大学处于政府附属机关的地位有一定的必然性；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我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各种关系和利益格局，大学治理模式现代化成为新阶段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国际情况看，欧洲大陆国家主要实行的是政府集中管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自治受到较多约束；美洲国家主要实行的是政府分权管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自治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少；英国和原英联邦国家，主要实行的是政府借助大量中间机构实行分散管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自治受到的约束往往以间接方式体现。

　　换言之，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适合各国的现成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需要中国特色  促进大学自治 促进学术自由

　　尽管各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表现形式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若干共同的规律性特征，如政府不直接管理大学，发展相应的中间机构体系，实行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大学自主履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决策和主要治理环节，形成完整的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制度，建立教师和学生的利益保障机制等。

　　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大学都不享有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政府总是力图保有对大学的最终控制权。政府制约大学的手段各不相同，通常包括经费导向手段，以带有目的的拨款约束大学；质量评价手段，以规范的质量评价办法约束大学；规划限制手段，以签订发展合同的方式约束大学；社会参与手段，以利益相关者身份约束大学等。更加严厉的制约手段还包括：控制大学校长任命权，控制大学理事会（校董会）批准权，控制大学教授评审权，控制大学学科设置权等。

　　大学自治中国特色的说法是办学自主权，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在国际承诺方面，我国政府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11月发布的《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这一迄今为止就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问题形成的最广泛国际共识投了赞成票。《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指出，只有在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机构自治的气氛中才能充分享受教育、教学和研究的权利，而且公开交流研究成果、设想及意见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能有力地保证学术工作及研究的准确性与客观性。

在国内立法方面，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明确宣布，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同时规定这些活动应当遵守法律。高等教育法还明确了大学拥有的7项办学自主权，除大学领导任命权外基本覆盖了自主办学的各个方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逊色。

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动了谁的奶酪

　　关于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转型，职业教育界叫得最响亮；发出声音最多的是关心和研究职业教育的专家、学者。这个现象正常吗？教育内部知情者自问自答地说：“不正常。”

　　谈到这个问题，安徽省合肥学院党委书记蔡敬民认为要替业界说几句公道话。“不是国内地方高校没有饭吃了，职业教育界发现这个问题并来帮我们转型。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地方本科高校思路是清晰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学位教育等受到了市场与市长的欢迎。”蔡敬民说。

　　现阶段，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转型正面临话语权的争夺与利益的博弈，在一些领域掌握话语权的学校和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及教育部，要对这一改革部署与进程发挥影响力。

　　那么，作为真正的改革主体，地方新建本科高校群体的所思、所想与所做是什么？它们是集体失语，还是在冷静应对？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动了谁的奶酪？带着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了部分新建本科高校以及教育行政部门采访求证。

　　地方新建本科高校群体不发声音原来是有苦难言

　　“引导一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体现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落实高等学校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分类发展的决心与行动。但是，应用型高校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作者顾永安教授解释这种现象说。

　　欧洲部分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就证实了这一点。据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技术大学对华高等教育中心主任拉克勒介绍，德国政府在1968年前后就把应用技术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突破点，一部分学生进入研究型大学，另一部分学生就读于应用型大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德国应用技术大学达到247所，比普通大学多出97所。

　　荷兰则有13所研究型大学，43所公立应用科技大学。据统计，荷兰有10%左右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13%左右的大学预备教育毕业生、约80%的普通中等教育毕业生进入应用科技大学学习，也有10%的学生从研究型大学毕业后进入应用科技大学学习。

　　在中国国内，一部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的高校曾旗帜鲜明地提出办应用型大学，且一直坚定地实践至今。据顾永安介绍，北京联合大学1985年就提出了以培养适应国家特别是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己任。1990年江苏、浙江、安徽等省4所高校列为中德两国政府合作培养应用型工程专门人才的试点高校。

　　自1999年国家按照“一年西部、一年民办、一年中东部”步骤审批设置本科高校以来，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就面临一场涉及对原有办学格局、思路、传统以及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革。

　　“真正关注转型发展的还是地方新建本科高校本身。”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顾教授说，在国家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没有明晰的情况下，地方新建本科高校一直在改革探索过程中，只不过处于自主、自发、自为的层次，交流也局限在各个院校之间以及区域性或行业性的同类院校之间，没有上升到政府与社会层面。

　　比如，2004年升本建设的上海电机学院，一直面向行业企业培养人才；北京石油化工专科学校升本为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以后，一直没有拿掉校名中的“石油化工”4个字，从专科到本科都强调行业特征。这些具有很强地方性和深厚行业背景的新建本科高校属不属于应用型高校？

　　原河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升本为平顶山工学院，再次改回河南城建学院；原广东石油化工高等专科学校升本为广东茂名学院，再次改名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等。这部分高校原来只关注行业，鲜有关注地方；升本之初就注重地方性，去行业化；经过几年的实践发现问题以后自我纠偏进行第二次更名，恢复和强化行业特色，做到地方性、行业性并重发展，“这是不是进行应用型高校办学实践呢？”

　　之所以出现目前这种状况，知情者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原因说，一方面是地方新建本科高校没有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及时亮出自己的特色、品牌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是近些年来，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注重点在综合型大学与高职高专，对处在夹心层的地方新建本科高校群体关注度不高。

　　此外，就是部分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在一段时间内定位不明显、不准确，得不到应有的指导与关注，再加上部分媒体不客观的报道解读，以致今年在地方新建本科高校群体中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

　　地方新建以及部分老本科高校都面临发展“大考”

　　到2013年底，我国普通本科高校879所，211大学112所（包括39所985高校），地方本科高校767所。在地方本科高校群体中，又分为1999年以来新建的本科高校646所，1999年以前建立的普通本科高校131所。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不但涉及一批新建本科高校，而且也关系到部分老本科高校。”江苏省常熟理工学院院长朱士中的观点与浙江省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叶飞帆不谋而合。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江苏省盐城工学院、盐城师范学院、淮阴工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等一起升了本。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与积淀，这些高校部分学科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办应用型高校，还是办综合型大学？似乎有些纠结。

　　在江苏省高校中，以“师范”冠名的高校有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盐城师范学院、淮阴师范学院，以及南京晓庄学院、扬州大学、南通大学、苏州大学等一批不冠“师范”校名又与师范有渊源的高校。2013年江苏省基础教育老师招聘计划是2800人，但从招聘结果来看，其中有1000多名是硕士毕业生，1000名左右是综合型大学非师范专业毕业生，真正师范本科应届毕业生800名，而江苏省2014年中小学教育师范招生计划是7000多人。

　　“7000比800，全省师范教育本科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朱士中说，常熟理工学院是在2004年升本，其前身是1958年创办的苏州师范专科学校，也是师范的老底子。从实际情况看，常熟理工学院若不是在升本以后提出并完成了从师范向理工的转型发展，现在的毕业生就业肯定很艰难。

　　全国从师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升本的院校约为118所，占国内地方新建本科高校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锋说，地方师范、医学院校就是非常典型的应用型高校，现在引导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并不是说地方师范、医学教育不用办了，而是要求这类建校基础的本科高校自身加强改革。

　　以此类推，从1999年到2012年4月，伴随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新建的地方公办本科高校主要途径有：行业类专科学校升格本科，东部34所、中部32所、西部15所；高职高专升格本科，东部13所、中部7所、西部6所；成人高校改制为本科高校，东部14所、中部4所、西部4所；新建本科，东部5所、中部2所、西部2所。

　　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则分为：新设民办本科，东部26所、中部20所、西部14所；独立学院转设，东部14所、中部18所、西部2所；独立学院东部133所、中部90所、西部69所。

　　除上述类型、渠道外，这个期间在国内还建立了4所中外合作办学的普通本科高校。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潘懋元教授对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建议：现在升本之后培养的是工程师、医师、教师等“师”字号的人才，理论要适当加强，但是实践不能削弱，不能完全跑另一个极端。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大，公办、民办高校经费保障水平不一样，行业专科学校、师范专科学校、成人高校与新建本科高校行业背景与科研实力不相等，1999年升本高校与2005年、2010年升本高校所处的时间节点不同，面临的发展形势与主要任务又不同。高等教育知情者建议：“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不能笼而统之，眉毛、胡子一把抓，搞得大家都很茫然；要分门别类，找准定位，对症下药。”

　　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好像要革某些人的命似的

　　“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好像要革某些人的命似的。”据知情者透露，常年在地方本科高校讲课、评估、做课题的专家、学者群体很大。他们到985高校难以混到饭吃，可在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走穴”则大有市场。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等于他们原来那一套吃不开了，要砸了自己的饭碗。这帮人肯定不会罢休，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渠道说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转型不得人心。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加大支持建设力度，国家示范（骨干）高职校羽翼渐丰，升本的冲动越来越强。这个群体认为，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把国家示范高职校升本的道路挡住了。他们认为新建本科在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实习实训条件等方面都不如国家示范高职校，向应用型转型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对待转型发展战略上，640多所地方新建本科高校的心思也非铁板一块。顾永安教授分析，第一种是积极参与型，主要以民办本科高校、独立学院和成人职业教育类学校为建校基础的高校，以及最近5年内升本的高校，它们缺少本科办学基础与经验，对转型发展一呼百应；

　　第二种是强烈抵制型，以2000年前后升本的地方高校为主。这批院校是所在区域唯一办学基础比较好，升本以后一直以地方性综合型大学为发展目标取向，现在倡导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形势，无疑给它们当头一棒，因此反应非常强烈；

　　第三种是功利型，一些原本从学术型硕士点、国家特需硕士培育点等途径申报无望的新建本科高校，把参与转型作为获得专业学位硕士点、把学院改为大学的捷径。

　　第四种是观望型，认为目前与转型相关的政策体系与评价机制不到位，不敢贸然而动；

　　第五种是畏惧型，一些高校担心向应用型转型矮化本科教育，对刚升本的高校予以降格；跟教育部走得太紧，万一有变化会折腾、影响学校发展好几年时间。

　　对于上述群体间的争论与忧虑，知情者说，并不是为了迎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拉一批高校过来搞本科职业教育。大多数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原来的定位就是应用型高校，只是由于制度设计与现实原因错位发展，没有注重应用型，现在准确的说法是办学定位理性回归。

　　这位知情者说，国家在2006年实施示范高职校工程建设时，就定下了不升本的基本原则。国家对本科、专科学校数量、比例的动态平衡是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定的。因此，根本不存在谁拦谁升本的道路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再强，也不可能让其办成“第二”人民大学。

　　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原来弄几个老师、找几间教室、买几本教材就培养人的模式肯定难以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是跟不上行业先进技术发展的步伐。如何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的学生不但能就业、创业，而且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以比往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也是大部分新建高校需要奋斗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的境界。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曾问常熟理工学院：你们有没有可能像香港科技大学一样，经过不长时间积累与发展，迅速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学？国内已有新建本科高校定位与发展成为地方综合型大学的先例。山东临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99年升本为临沂师范学院，2010年改为临沂大学；江西井冈山师范学院等2003年升本为井冈山学院，2007年正式更名为井冈山大学。

　　应用型大学也可以办成世界知名大学，研究型大学也可以培养少部分应用型人才。朱士中校长认为，有关转型发展理论上的问题，可以由专家、学者去研究、探讨。对地方本科高校而言，要有定力，少说多做，不被表象所惑，不为干扰所动；要有自信，意志坚定，坚持学校定位，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持之以恒地抓内涵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具体由哪些高校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6月2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说，既可以是1999年以来新建本科高校，也可以是办学历史较久的本科学校；既可以是部分高校里的绝大部分专业转型，也可以是部分高校中的一部分专业转型；如果独立学院申请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普通高等学校，同样鼓励它们定位为应用技术型的高等学校。

　　据教育内部知情者透露，国家在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过程中，新建本科高校发展成为地方综合型大学，国家示范高职校向本科层次发展的道路肯定不会完全堵死。但是深化改革的盘子太大，光靠教育行政部门一家之力难以推动，下一步的重点将强调省级统筹，试点推进。（文稿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国大学的国际化 —— 一杆标尺和一张路线图

王一兵

（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7期）

　　　　一、设立大学国际化标尺和确立国际化路线图的必要性

　　1.大学国际化问题的紧迫性　　

　　经过1999年以来的扩招，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它不仅每年为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子提供了可改变其命运的圆梦机会，而且对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公平，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增强总体竞争力，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扩招将以金色的一页，载入中国教育发展的史册。

　　扩招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其一是人们不得不面对令人尴尬和不解的现象，一方面相当比例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合适和满意的毕业生。麦肯锡公司2005年11月对80多位人力主管调查的结果显示，只有不到10%的求职者符合外资公司的会计、财务、工程等岗位的要求，大多数人缺乏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沟通能力。由此得出结论：除水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外，人才尤其是具备国际化素质的人才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

　　这种状况绝非偶然。中国经济高速运行30多年，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民营经济已占半壁江山，外资合资企业举足轻重。其融入全球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皆出人预料：当今中国，外汇储备全球第一，2010年已达2.8473万亿美元，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60%以上；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1%,位居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八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4%.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净资本输出国，政府鼓励“走出去”。中国经济已成为面向全球、依靠并受制于全球经济，同时也越来越直接和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外向型经济。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管理人员和雇员了解世界、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游戏规则；要求为其提供人力资源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并相应改革和革新专业、课程、管理和办学体制，提高师资和管理水平。因此，接受国际化的办学理念、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已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十分重要的战略方向。

　　2.2010-2020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突破——接受和提出教育国际化口号

　　高等教育国际化一直是中国学界探讨和推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一直十分审慎，在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正式文件中，一直没有这一口号或提法，直到2010-2020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第四十八节中才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无疑，这是中国政府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上的重大突破。但还有许多问题文件没有回答。如，究竟什么叫国际化？国际化是否意味只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高等教育国际化究竟对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改革和革新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教育国际化的根本目的，防止国际交流中花了大钱、轰轰烈烈，却没有对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和学生国际化素质的提升产生影响？回答好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指导重要而昂贵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非常重要。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与国际化标尺的选择和设立

　　1.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的多样、演变及其争议

　　知识和人类追求知识的活动从来不受国界限制，大学国际化是伴随近代和现代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产生的现象。应当看到，大学国际化在主权国家之间，又常常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理解和抱有不同的目的。

　　历史上，高等教育国际化曾被欧洲国家用来在它们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殖民地推行欧洲高等教育模式，以巩固其政治、文化、经济及学术统治地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今欧盟推行一系列重大欧洲学校交流合作计划（如COMETT and ERAS-MUS），旨在促进欧盟各国在科研、技术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已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心从政治转移到经济领域，尽管政治上的目的并未放弃，即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各成员国年轻一代的欧洲意识。冷战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则被两个超级大国用来谋求各自政治影响的领域。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贸组织的成立和运行，已把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服务贸易的一个方面提上了国际社会政府间的谈判议程，使高等教育国际化正式带上了政治、官方和商业化的色彩，也使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其历史上的新阶段。当今的挑战在于，不管承认与否，理解与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和挑战已现实地摆在每所高校和各国政府面前，区别在于是主动、有序地迎接挑战，还是被动应付。当然，人们仍应看到，这一进程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仍是一个并不完全、并不平衡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马约尔有过极妙的评论，说这一进程依然是一部分人化人，一部分人被化。

　　一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大学，一谈国际化往往就是如何接受和扩大培养留学生，到海外办学，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澳大利亚则明确提出把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出口商品。因此，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后进和劣势的国家普遍担忧，接受这一理念可能意味着面对教育主权丧失的风险，意味着国外、境外强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侵入，本国学校难以抗衡外国教育机构的竞争及本国文化和传统被削弱等。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但并非一定发生。具体到一个主权国家这种状况是否一定会发生，是否一定是消极面大于积极面，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立法、政策和政府主管部门、高校知己知彼 ,取其长补己短的眼界、水平、知识、能力和智慧。

　　2.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和标尺的探索和建议

　　我赞赏西方学者Jane Knight下的一个比较中性的定义。他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将国际的和跨文化的层面融合进学校教学、科研和服务功能中去的过程。前不久，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劳工组织（ILO）从各自立场出发，在其2007年度联合报告中提出，大学要使“毕业生具有积极参与全球化社会的能力，具备能够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语言技能和技术技能，与不同机构、不同文化打交道的技能”。可以说，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立场，准确反映了当今国际经济界和国际劳动市场对全球化浪潮中高等教育改革和革新，对提升大学毕业生国际化素质的具体要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活动中的重要领域，是其1993年以后不少国际会议的共同主题或重要议程。面对众多校长和学者争论国际化的定义时，我给出的“定义”更加具体，也较易操作：同一个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可反映企业的一切一样，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在国内外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样是检测一个学校办学成效的最佳尺度。如果您的学校每年能有相当百分比的毕业生，因为国际化素质较高，在本地找不到工作，可以到外地找到；在上海找不到，可以到曼谷找，在亚洲找不到可以到非洲、美洲找；在纽约找不到，可以到巴黎找；您就可以对外宣称，您的大学已经是一所国际化了的大学。这就是我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包括中国大学国际化建议设立的一杆标尺。这是一把用实践检验国际化办学成效的标尺。以此为准，可以检测一所大学的主要和最终产品——毕业生的国际化素质及其在国内和尤其是在国际劳动市场上被认可的程度；可以明确大学国际化的具体目标，确立大学国际化的重点领域，鼓励和保障教师和学生——国际化主体的积极参与，正确制定国际化方略；可以作为评估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依据和标准。

　　三、大学国际化路线图的绘制和落实

　　1.路线图的绘制

　　如果接受以国内和国际两个劳动市场对毕业生国际化素质的认可程度为衡量大学国际化成效的标尺，那么，一个学校国际化路线图的绘制就顺理成章，因为要使毕业生成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就必然对国家的宏观教育决策和对学校的支持和控制程度，对学校的领导、管理、专业设置、课程、师资结构和水平、学校经费使用以至校园、图书馆建设等提出挑战和十分具体的要求，学校的国际化进程必将是学校全面改革、革新和提升的过程，以下层面所构成的路线图就是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可操作性，甚至是可以量化的。

　　路线图1

　　（1）国家政治意志层面：

　　国家为支持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建立较为宽松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例如适度加大课程设置、国外教材使用的灵活性，促进与国外对口大学的学分、学历、文凭的互认，为学校提供准确的信息、推介合适的合作对象。同时，提供必要的专项财政资助，尤其是对不发达地区大学的资助。

　　（2）学校领导层面的国际化：

　　除了学校领导成员良好的学术背景尤其是多学科背景外，领导班子中应逐步增加具有以下经历和技能的成员：

　　——在国外学习、教学或做过行政管理的经历；　　

　　——对本国文化特性和环境有深刻了解，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对教育的要求、国家和高等教育面临的机遇及挑战有清楚认识，有较为广泛的国际联系和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并从多方筹措经费的能力；

　　——掌握一到两门外语等。

　　路线图2

　　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逐步增加有在国外学习或从事过教学工作经历的教师的比例；

　　——增加有双语技能，尤其是能用当今世界主要学术语言授课的教师的数量；

　　——实行开放的教师招聘政策，保留一定数量的职位招聘经过精心选择的外国人，包括已经离退休的专业人员和志愿者；

　　——逐步增加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具备把国际和跨文化层面吸收、消化、融合到课程教材和教学中的能力的教师数量；

　　——骨干教师逐步掌握制定国际合作项目、多方筹措活动经费的能力。

　　路线图3

　　课程国际化：

　　——用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更新和革新现有课程，组成新的课程模块；

　　——创立新课程，反映相关学科的新发现、新进展；

　　——选用一些原文、原著，用于课堂教学，或作为师生教学、学习参考资料；

　　——加强师生外语技能培训和课程比较研究，提高利用网络资源尤其是开放教育资源的能力等。

　　路线图4

　　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专业、院系，联合培养、合作办学。联合培养和合作办学不失为提高学生国际化素质和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的捷径，关键是：

　　——要知己知彼，在本校有一定实力的领域内，从发达或发展中国家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实行合作培养或联合办学；

　　——要增强民族自信，妥善处理不同政治理念、办学理念、文化、宗教在合作过程中可能引起的歧义，以保持合作的连续性；

　　——善于充分利用合作办学中取得的人力、智力资源，改进和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尤其要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远程、网络模式，节省成本，追求合作办学效益最大化。

　　路线图5

　　留学生、外教及相关讲座数：

　　——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数量、来自的大洲数、国家数，与中国学生同班学习人数等；　　

　　——聘请外教的数量及占教师数的百分比；

　　——聘请国内外专家做国外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各行各业各领域内的所谓“国际游戏规则”等方面讲座数，学生参与数等。

　　路线图6

　　积极有选择地参与地区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活动：

　　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形形色色的跨国、跨地区学术机构和网络的增加和活跃，其活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活动和办学理念的变化和趋势。一所希望国际化办学的大学完全置身其外是不可想象的。积极但有选择地、有准备地参与其活动是必要的。

　　路线图7

　　建设一个有利于中外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相互接触、交流、交互的校园环境、学术和文化环境：包括宿舍、餐厅、图书馆、道路、路标、标识、管理、制度等。留学生和外教再多，如果管理和设施的许多具体措施不利于中外学生教师接触交流，希望通过聘请外教和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达到的效 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收效甚微。

　　2.路线图的落实和检测

　　路线图提出的方向、行程是具体的，因此，一个大学在国际化道路上走了多远，或者说国际化的程度，是可以检测、比较的。例如：

　　（1）计算一下：

　　——有多少毕业生在国外获得了工作？

　　——有多少毕业生在国内外资或合资企业、研究机构、银行获得了工作？

　　——有多少毕业生应聘或通过自主创业从事其他与外贸、外事有关的工作？

　　——有多少毕业生到境外、国外深造？

　　（2）看领导班子的构成是否有利于国际化办学，则检查：

　　——按建议的标尺，看学校制定的国际化办学规划取得的成效；

　　——领导班子成员掌握外语技能的进展：

　　——在国外学习、教学、研究和行政管理经验、经历的积累情况；

　　——路线图1对领导班子提出的关于国际化办学知识和能力提高的程度。

　　（3）检查教师中：

　　——有过国外学习或从事过教学工作经历的教师的比例增减；

　　——有双语技能，尤其是能用当今世界主要学术语言授课的教师的数量变化；

　　——教师招聘政策变化和招聘外籍教师数量；

　　——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有广泛国际联系，具备把国际和跨文化层面吸收、消化、融合到课程教材和教学中的能力的教师数量的变化；

　　——掌握制定国际合作项目、多方筹措交流活动经费能力的骨干教师数量。

　　（4）课程国际化，检查：

　　——用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更新和革新现有课程，组成新的课程模块的数量；

　　——反映相关学科的新发现、新进展的新课程；

　　——选用用于课堂教学，或作为师生教学、学习参考资料的原文原著的数量；

　　——师生外语技能培训和课程比较研究，利用网上资源的能力提高的程度，等。

　　（5）看联合培养和合作办学的水平和质量：

　　——合作对象在其国内和国际上的声誉，如排名位置，投入合作的师资数量和职称，授课课程、课时和学生反馈等；

　　——听课学生数、毕业数和就业情况；本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参与与外方合作的数量、授课时数；

　　——合作年限，未来规划，对学校办学的影响。

　　（6）学校有利于国际化办学的校园物质、学术、文化环境的建设和改进，检查：

　　——过去学校设施和管理规定中不利于中外师生接触、交流、交互的地方和条例减少的数量；

　　——国外图书期刊增加的数量等。

　　3.中国大学国际化面临的几个挑战

　　如上所述，国际交流与合作要变成国际化办学，就必须以培养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国际化素质为宗旨，就必然要触动一个学校的课程、师资、管理、制度等，必然提出学校在这些方面究竟有多大的自主权或回旋余地。因此，我认为，高等教育法和纲要规定授予大学的自主权能否落实，国际交流与合作转变为国际化办学的关键，是大学国际化面临的首要条件和挑战。

　　国际化办学能力亟待建设。这包括国际化办学需要对国外教育发展尤其是希望与之合作的对象国的教育发展、教育政策、优势与劣势有相当的了解；学校领导和教师对本校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和方略、计划、合作伙伴的选择有相当的共识；领导和教学骨干具备必要的政策水平和合作交流技能。可能是每所学校都希望接受国际化办学理念，恐怕具备国际化办学能力者，仍数量有限。

　　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自身能力的提高，还需要政府的指导、专业团体和专业人士的必要咨询，以保证少走弯路。

　　学校国际化进程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受诸多因素制约，经常是学校国际交流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缺乏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常常使国际交流事半功倍，甚至花了大钱，收效甚微。解决好以上问题，将有助于国际化办学连续、可持续发展，达到预期目标。

　　四、几点结论

　　1.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过渡中不可逆转的趋势。

　　2.国际化不等于一系列甚至大量的国际交流活动的总和。国际化首先是当今引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理念，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一种素质，是考核当代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竞争力的极其重要的层面；也是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地区实行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备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各国教育决策当局无法回避的政治和政策选择。

　　3.增强自信，知己知彼，目标明确，为我所用，长期坚持，就能逐步在不平衡的国际化浪潮中取得主动，达到提升自己、跨越发展的目的。

　　4.大学国际化必然要求国家建立宽松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和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5.大学国际化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提升教师水平、教学质量和学生国际化素质；必须鼓励和增加国际化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参与。

　　6.大学国际化必然对学校和校园生活所有方面，从领导、管理到教学、科研、后勤保障，提出改革、革新和提升的要求，学校的国际化进程必将是学校全面改革、革新和提升的过程。

　　7.大学领导和教授对中外文化的深刻理解，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积极作用和可能出现的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具备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形成有效合作项目、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合作交流中可能产生的歧义的能力，是一个学校国际化能否成功的关键。

　　8.大学国际化的进展和成效是可以量化和可以评估的，如果其国际化路线图是具体的、明晰的、科学的和可持续的。

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与战略趋势初探

杨福玲 刘金兰 董粤章 徐 锐

（刊载于《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

　　自1895年清朝政府批建北洋大学堂，中国的现代大学的模式从开始起就是按照美国标准建立的。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从清朝末年开始形成，那时的中国大学在教师、教材以及学习内容和学科设置等方面，一直有外国大学的影子。

　　10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恰逢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中国的高等教育又重新走向国际化发展之路，而且步伐越走越快。现在中国的大学国际化发展这一趋势绝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大学的国际化发展原为大学的本质使然。除此之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使中国大学发展回归教育发展本来面目的最直接动因，世界经济全球化更使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大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等教育界人士同全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一道，不断从“哲学的角度真正地投入到知识的跨文化发展和吸纳中来”,这也再次证明，中国教育国际化发展除了高等教育发展必然性作用的原因，还有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经济推动，更有国家政策为这一发展铺平道路的保障。

　　一、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高等学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学府称为“大学”始于北洋大学。1895年9月25日，丁家立先生所书的筹建大学的英文文献显示，当时拟建学校的名称为Tientsin University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前身）,此时，西方大学的名称“University”在中国出现了。这种西学体制来自海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结果，且与国家政治的进步和政府政策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中国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历程，无处不体现国家政策对其发展的引导作用和影响。

　　19岁的容闳1847年赴耶鲁大学留学，到1872年经过他多方努力得到清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后率领12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由于缺乏当时清朝政府政策的支持，这些留美回国的人才并未得到重用。到了1895年，北洋西学学堂筹建规划就以“资送头等学堂毕业生出国留学为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1899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第一届毕业生中原拟派往美国留学的学生未能成行。直至1903年，北洋大学堂在西沽复校才得实施。从1906年至1914年，北洋大学共资送留学生四批，总计57人，多人被哈佛、耶鲁、布朗、康奈尔、麻省理工等著名大学录取”,由此可见，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国际化标准在管理。1908年，美国退回部分“庚款”以资助中国派留学生后，1911年，清朝政府即设立了作为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留美热潮，使得在美中国留学生占到全美留学生的1/3,达2500多人,促进了中国的开放。“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留法勤工俭学开始流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国共合作的开启，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之后的“留苏热”促使1600多名有志青年赴苏联求学。这种留苏热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依然持续着。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在高等教育层面与国际的联系。直到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时代，促使中国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30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步走向开放，这期间国家政策的推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系列关于公派和自费留学管理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政策的出台和管理与服务机构的设立，特别是“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大力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次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当年12月，中国就向美国派出52名访问学者，重启国家公派留学工作。1986年，国务院批转由国家教委起草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是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的留学工作文件。1991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大学。加强一批重点学科点的建设，使其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同类学科的水平。”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为“211工程”的实施奠定了基础。1995年1月，原国家教委推出《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打开了中国教育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199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同年，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式启动建设，这是中国100所大学首次得到政府专项资金以提高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1996年，为适应新形势，国家教委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使得公派留学管理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1998年，教育部会同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并在其后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使得自费留学也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同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

　　“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和江泽民同志的号召，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推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985工程”正式拉开帷幕，中国高校争做世界知名大学的战役打响了，这一工程的实施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注入了资金和动力。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政府积极应对WTO关于教育国民服务的相关要求，于2003年9月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次年6月，教育部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开始对中国大学与世界各国大学间开展国际合作办学进行进一步规范。随着2004 年11 月首家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正式挂牌，几年来，秉承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等思想的326 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已经在全球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来,为在海外弘扬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搭建起桥梁。

　　在国家这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越走越快，这一发展过程可以从出国留学、来华留学和留学回国人员规模的变化中略见一斑。根据教育部2000年至2008年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见图1、图2 和图3）,中国的留学出国和回国人数一直在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与国家颁布的各项教育开放政策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开始成为外国留学生选择的重要留学目的地国家。这几幅图表是中国教育改革开放的晴雨表，显示了中国大学大步走向国际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管理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大学走向国际化有其必然性，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虽然全世界的学术界对大学国际化的定义和内涵的争议犹在，但争议的焦点只是围绕大学国际化的侧重点和角度，无论是理论界的研究人员还是实践界的各个大学，人们对大学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也几乎没有争议。

　　有学者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一个可以使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功能越来越具有跨国和跨文化兼容性的过程,或是将跨国/跨文化内容溶入高校教学、科研和服务功能的过程; 也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任何一种使高等教育紧扣社会、经济和劳力市场全球化所带来需求和挑战的系统的和持续的努力,这种观点虽然区分了高等教育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两个易混淆的概念（Altbach 2004）,但它们注重的是高等教育发展在过程和操作层面需要付诸的努力，忽略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实际上是其本质所在。

　　“接纳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知识和经验，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培养为能将世界建设的更加美好的人才”是对集众多大学国际化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研究和实践的总结，也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时代内涵诠释。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本质与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知识和培育人才的实质相符，在知识无国界的前提下，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蕴含着教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从图2 和图3 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来华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总数在2004年之前一直少于中国学生走出去留学的人数。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100多年来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向发达国家学习，这也说明了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国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可喜的是这一现象正在改变着。从2005年开始，来华留学生人数开始超过出国留学人数，到2008年，已经超过20万人。根据教育部们预测，到2020年，我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将达到50万人。这既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也意味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从中国各个大学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要提升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跟上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迎接新一轮来华留学潮的到来，为中国今后的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一个目标，还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已经推出的面向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这意味着国家政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进一步支持。这些变化将激励中国的大学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并引发新一轮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高潮。

　　自从“985工程”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时起，中国高等教育便有了一个可以付诸几代人长期努力的愿景（vision）。“一个愿景是一个具体的目标，一个心向往之的将来的生动画面，它既是可以描述的，又是具有挑战性的。”愿景确立以后，便有了战略目标。按照管理学的一般规律，战略目标要通过战略规划来落实才能得以实现。这期间，资源的配置和组织的设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资源配置指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配置，组织设计则指管理体制和文化.在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基本由国家统筹的基本框架下，中国大学要实现组织发展的远景，在组织设计和文化建设方面大有作为。由于各高校对此愿景认识的不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就有了区别。有些大学早已将国际化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列为“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重点，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国际化发展的步伐越走越快，为学校整体上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多元化的校园文化也逐步形成。还有些大学对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目标缺乏清晰的认识，错过了率先走向国际化的先机。无论是把握了先机的还是后起直追的，对即将要大规模接收国际留学生的中国大学而言，下一步国际化发展战略的设计都将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根据各国高等教育研究界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包括项目型战略和组织型战略两种。组织型战略指为便于高校国际化持续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手段、系统和支持性的基础设施，包括以下四类。

　　一是包括高层领导清晰地表述及承诺；教职工的积极参与；发展国际化的明确理由和目标；明晰国际化相关的任务和政策等。

　　二是将国际化融入学校和院系规划、预算和质量评价系统中；合理的组织机构；为沟通和协调建立的工作机制；通过集中和分散的手段平衡地促进和管理国际化战略；足够的财政支持和资源分配机制等。

　　三是包括对跨国/跨文化专家的招聘和遴选；对教职工参与国际化的奖励与晋升政策；教职工发展（培养）专业的活动；对国际性的任务的支持等。

　　四是包括对学生住宿、注册、咨询和资助等方面的支持；为国际学生在本校学习和本校学生出国深造设定的学生支持、服务、指导和培训体系等。

　　项目型战略指围绕学术性的教学、科研、学习、培训、咨询和相关活动给予支持的行为：一是学生交换、外语学习、国际课程、主题学习、出国学习/工作、国际学生、教学/学习过程、联合培养或双学位、跨文化培训、教师流动项目、访问学者、项目支持和援助体系等；二是各类体现合作和知识分享的主题研究中心、联合研究项目、国际会议、国际论文、国际科研协议、研究生/科研人员交换项目、国际科研伙伴等；三是学生俱乐部和社团、国际性的校园活动、同龄人项目、社会文化和学术支持系统及与基于共享的文化群体间的联系等可带来全方位的国际化教育体验活动；四是指各国高校间的国际发展活动和双边合作协议、与私营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和项目、国际发展援助项目、海外的本土习俗培训、人员培养及培训活动、教学与科研之间的联系、海外教学点和远程教学、参与国际联盟、海外校友会的发展等。

　　从中国情况来看，很多高校尚处在项目型战略国际化发展阶段，但有些高校由于很早便开始实施组织型战略，其发展效率和速度优势已经开始显现。一个大学的国际化战略的有效发展需要大学的组织战略和项目战略的综合支持，而且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应该渗透到了学校组织建设和项目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就形成了学校国际化发展的文化。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应该为中国大学制定下一步国际化战略提供借鉴，同时也是一面镜子，使中国大学能清楚地看到各自国际化的发展脚步。要将上述各类因素切实融入今后中国大学的发展之中就意味着深化改革，还需要国家更加开放的政策和制度支持。只有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规律并按照科学的管理方式进行有效的组织，中国大学才能充分使用好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政策和资源，团结力量，凝聚人心，为中国今后的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为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培养和储备优秀的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立于世界强手之林创造条件。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与模式——兼论中国大学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汪旭晖

（刊载于《辽宁教育研究》2011年第8期）

　　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或某所具体的大学在国际意识、开放观念指导下通过开展国际性的多边交流合作活动而不断促进对国际社会理解，提高国际学术地位，参与国际教育事务，促进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态发展的过程或趋势。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

　　1.经济全球化的推动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人力资源、资金、商品、服务、知识、技术和信息等的跨国界流动，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现代高等教育日益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各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培养更多熟悉世界经济贸易并且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这将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2.母国教育市场竞争压力的驱使

　　多数国家都将教育视为一种产业，教育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名校林立，生源有限且竞争激烈，政府拨款下降等问题，很多高校都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发达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技术、资金等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也决定了其在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打开市场，因而率先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3.科学技术因素的推动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作为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孵化基地的高等院校为了适应高科技发展的需要展开了更加广泛地竞争、交流与合作，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高校都不可能在所有科学领域内保持领先地位，再加上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必须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高科技专门人才。另外由于以电脑、电视和卫星为主体的现代化信息网络，已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消除了人类交往的地域障碍所以方便了各国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如跨国教育网络和远程教育的出现，加速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

　　4.文化交流的冲击

　　随着全球化、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人员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要了解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高等教育不但肩负着发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而且还应该借鉴和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使本国文化既体现其民族特点又迎合国际化发展趋势。目前，文化交流的冲击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主要动因。例如，最近加拿大大学和学院协会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一些高校推进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国际性、跨文化的知识技能或促进有关国家间文化、经济、环境、政治等方面相互依存的研究。

　　5.经济因素的推动

　　在不少国家或地区，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被视为一条赢利的途径。很多高等院校为了开辟财源、增加院校收入，通过大量招收全额自费留学生等手段参与到国际化进程中，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自1979年英国首先改变留学生政策，以赢利为目的对外国留学生实施全额收费以后，20世纪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也纷纷采取同样的措施。此后，美国、西欧的德国、法国和荷兰、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中国等也相继改变了以往政府对外国留学生实行全额资助或优惠的收费政策，将留学教育和教育服务等商品化，谋取商业利润。据估计，在美国读书的国外留学生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超过120亿美元的价值。经济因素在推动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6.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

　　大学作为知识的殿堂，从诞生起就天然具有开放的品格和世界精神。在人类活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学生们渴望了解其他国家的愿望日益迫切出国留学的学生逐年递增，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留学生市场；学者们要不断进行学术创新，必须了解本学科国际上最新动态和成果，因此出国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广泛；高校为了提高办学水平和声誉，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他国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对与国外高校的交流越来越重视；政府在制订高等教育政策时，也往往需要反复进行国际比较，参照他国的经验与模式，因此对国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情况越来越关注。所以自身发展的需要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在动力。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模式

　　1.课程国际化

　　课程的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模式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归纳了9 种国际化课程的类型：(1)具有国际学科特点的课程（比如国际关系、欧洲法律等）；(2)传统/原始学科领域的课程通过国际比较方法得以扩大（比如国际比较教育)；(3)培养学生从事国际职业的课程（比如国际商务、管理、会计）；(4)外语教学中的有关课程，讲授、学习特定的相互交流沟通问题，培养跨文化交流与处事技能；(5)科际课程（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比如超过一个国家的地区研究；(6)旨在培养学生获得国际专业资格 的课程领域（比如建筑师）；(7)不仅能给本国学生提供接受国际化教育的机会，同时能够提高课程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都比较重视课程的国际化，以英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高校大量开设国际关系、异质文化比较或地区性研究等课程，如英国著名的曼彻斯特商学院，其课程当中贯穿了国际商务、国际战备、国际管理战略等国际化为主题的课程，并且开设一些针对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研究课程。

　　2.学生国际化

　　学生国际化主要是指招收外国学生或本国学生前往他国就读，包括长期和短期停留，前者多为了取得学位，后者多属于交换或游学性质，主要在于获得文化经验和语言能力。大力开拓留学生市场，已成为欧美国家的共同战略。据统计，世界一流大学的留学生一般占学生总数的13.4% , 研究生的比率更高，约占29%。以美国为例，招收留学生是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重要的内容，每年美国的大学接受来自世界各地最多的留学生，平均一年接受近45万名外国留学生，占到全球在非本国高等院校就读学生总数的34%。

　　3.教师国际化

　　教师的国际流动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条捷径。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教师可以直接推动教学、科研的国际化发展。教师可以到外国进行一些前沿的高深研究，从事某项特定的研 究项目或钻研某种专门的学科。这种方式可以有助于充实教师的经历，提高其技能，进而提高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教师的交流在各国都呈现出多样化、多渠道的方式，既有政府自主的计划，也有 高校间的交流计划，从具体内容上看包括到外国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经验交流、共同出版学术著作、参加国家会议、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谈、参加国际组织或学术刊物编委会等多种形式。近年来许多国 家的高校都采取多种形式增加教师出国访问进修的数量，同时还面向世界招聘教师和学者。目前，世界知名大学教员来自世界各地，大部分专业教师均拥有世界名校的博士学位，另外，许多高校还邀请国际知名学者、专家进行短期访问和讲学，或聘请著名学者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这些都大大推进了高校教师国际化的进程。

　　4.设立海外分校

　　设立海外分校的大学主要来自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这些大学一般声誉很高，师资雄厚。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在柏林、佛罗伦萨、京都、莫斯科、牛津、巴黎、圣地亚哥等地都开设了分校，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西班牙建立了分校等。很多欧洲大学不仅向别的国家提供课程和学位，并且还不断向海外出口自己的“品牌”。2000年，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马来西亚设立了分校——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鼓励外国学生在马来西亚就读，提供另一个获得英国学位的渠道。诺丁汉大学以其完善的课程和充裕的资源作为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的后盾，协助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设立并推广诺丁汉学位课程。如今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已享有盛名，吸引了众多的国际留学生前来报考和就读。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成功证明了创建海外分校是把本国高等教育推向全球市场的有效途径。

　　5.联合项目

　　联合项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育机构或组织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提供学习项目的一种跨国教育形式。该项目以学分课程为基础，学生在本地教育机构修完一定学分后可以转移到外国的教育机构，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并通过考核后即可获得外国大学的学位。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大量提供跨国教育课程，如学分转移课程、双联课程等一般都属于这种类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提供的教育项目绝大部分也属于这种类型，其学制往往采取“1+2”、“1+3”、“2+2”等模式。　　

　　6.特许经营协议

　　特许经营是指来自于某一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授权其他国家的教育机构或组织以开设课程、授予学位等形式提供本国的教育服务。特许经营是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如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大学授权新加坡澳洲理工学院开设执行主管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学生毕业后，可获颁欧洲大学硕士文凭，并可前往欧盟国家寻求就业和发展机会。不同于“联合项目”中合作双方的合同协议关系，“特许经营协议”的双方是一种授权——经营的关系；“联合项目”因属于当地教育机构的一部分而得到承认，但是“特许协议项目”有时却并非都能得到当地国家的认可。这类形式的跨国教育主要存在于马来西亚的一些赢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中。

　　三、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1.树立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与意识

　　以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为宗旨，充分重视和认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树立市场化意识和资源优化组合观念。达到在办学理念上与世界融合，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必须面向全球办学，关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要采用一些国际性的指标，如用教师和学生的国际交流程度来评价办学水平。树立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与意识还体现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以及管理等诸多方面。在教学上要面向世界，不断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改进教学手段，加强课程设置和进行教学质量评估；在科研方面，确定科研选题应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鼓励与国外大学开展合作研究，科研方法应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在人才培养上，要求所培养的人才应掌握现代科技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在管理上，则体现在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以及良好的管理规则等方面。

　　2.集中在优势学科领域建设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专业

　　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一定在每个学科领域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比如，哈佛大学的法学、医学，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电子学，剑桥大学的物理学、生物学，牛津大学的数学、政治学是世界一流学科。对于中国高等院校想一下子在很多学科领域齐头并进是不太可能的。一所大学如果在整体学科水平较高的基础上，在三五个学科具有一流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高水平大学中就会占有一席之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提出要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自己的强项，使强项更强，而并不追求所有领域都领先。我国高等院校当前应立足现实，做好专业评估对于不同专业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国际化的对比研究，以较为充实的数据和具体分析，制订具体专业国际化的方案与措施，围绕优势学科建设若干个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专业。

　　3.大力推进师资队伍的国际化

　　目前国内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很注重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这些学校的师资队伍中绝大部分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并且一直注重把引进国外优秀师资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但是国内大部分一般院校中只有少数管理人员与教师获得学校、国家教育部或其他方式的资助，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而在吸引招聘国外优秀人才方面的进展也比较缓慢。这就使这些院校难以建立起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也不利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当前高校应大力鼓励教师申报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公派出国项目资助或教育部与学校联合资助的项目，并进行有计划的自主选派教师出国深造、进修、访问、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以提高教师多元文化背景的知识积累，实现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应注重与国外高校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制订长期稳定的教师国外进修计划。除了鼓励教师“走出去”以外，还应采取“引进来”的战略，可以采取全球范围内竞聘优秀师资、引进归国人才、聘请国外知名学者为客座教授或高级访问学者等措施，使教师构成呈现国际化的特征。

　　4.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

　　要从国际化培养目标要求出发，深化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实现课程国际化。在课程内容上，除一些反映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知识、技能等特色的课程和涉及意识形态的课程外，无论是文史哲、理工农医，还是经济管理，都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国际化。尤其是理工科类，应紧跟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成果，不断更新或补充课程教学内容采用国际通用的统计方法和评价标准，使用通用的国际术语。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专业和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急需的专业应大力推广双语教学，并选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原版教材在工程管理、工商管理等专门领域的教学中，应增加国际方面的内容，如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管理等；还应开展跨文化研究课程，如开设如何运用高技术进行国际学习和研究的 课程等。

　　5.建立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

　　目前，中国缺乏完善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这不仅引发了许多教育质量问题的纠纷，也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质量的认可。此外，随着我国教育市场的逐步开放，国外的教育认证服务也将陆续进入我国教育领域，如果我们仍缺乏质量认证标准，必然要受制于高等教育强国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建立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势在必行。当前须在考察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现状基础上，建立国际化的认证标准。设立的“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和认证中心”应为国内各种质量保证和认证机构搭建一个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并应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国际网络（INQAAHE）向世界发布中国质量保证和认证方面的信息，加强与其他国家质量保证和认证机构的沟通与交流，增进双方的相互信任，推动进出口教育项目的发展。

　　6.寻求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模式

　　在合作办学过程中，不应该仅仅注重学生的国际交流，可以与合作单位协商，留存学费的一定比例作为教师科研教学交流基金，从而有计划有步骤地支持中青年骨干教师赴国外进行教学、科研的交流。这种合作可以促进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吸收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而教师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又相应地体现在日常教学质量的提升上面，形成了以“学”促“教、研”, “教、研”又促“学”的良性循环。此外在与国外大学合作过程中，还可以考虑建立联合实验室，引进国外大学的先进技术，并通过技术本土化等手段，针对本地企业的一些项目进行技术攻关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这些新模式将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深度发展，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