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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

彭笑刚:与竺可桢校长一起三问大学教育

来自:站点 时间:2022-04-06 浏览:3字体大小:



  大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我在浙江大学任教已经5年了。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认识了一位朋友,我与他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他就是竺可桢校长。我的办公室在玉泉校区,他每次都站在图书馆前面,看着我进进出出,总是问我两个问题:

  第一,你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浙江大学被传为“东方的剑桥”,我想干什么呢?我想某一天有人说剑桥是西方的浙大。

  竺校长听了我的回答很忧郁,心想浙大怎么找了一个狂人来当教授。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浙大现在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干这件事?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教授队伍。他说:现在一些教授“虚荣入骨,实利迷心,只问得失鲜明是非,声名与利益皆不误,高雅与低俗两面风光”。

  听了老校长的话,我认真想了想。我说这些教授是“天良犹存、功力亏虚、心智未开、希望犹在”。

  竺校长听了后说:“希望与绝望仅差一线。勇气、智慧、汗水缺一不可。整天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希望和我探讨一些细节,也许是要考校我对大学教学是否有基本的理解。

  他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他问我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说,这个我明白一二。把你这个话翻译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其实很简单。现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树人”,然后才是“育才”。首先,我们要教育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

  人和才是相统一的。但现在大学教育经常是割裂的,更关心才,这是舍本求末。我们的教育目的不是重在培养人才,不是重在教会学生怎么样挣面包,而是学会怎么样吃面包,学会享受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竺校长说,我认为中国大学应该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两类,我们浙江大学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学。但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我深以为是。中国大学的任务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领中国的发展,为人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很有趣的,最开始我们是世界老大,绝对的老大,我们的农耕文明是无法逾越的。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我们中国人明白国家已严重落后。现在,我们在试图复制发达国家的生活模式。可能吗?大家想想,美国人占全世界5%的人口,利用了人类地球资源的40%。我们中国占全世界人口大约20%,如果我们真正像美国人一样生活,我们就需要两个地球,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不靠谱的。

  大学的任务一定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浙大在中国高校中的地位是很令人玩味的。北大、清华,资源多,学校办得红火。他们平时对外交流也方便。但是,关心他们的人太多了。我们浙大,藏在“山野”里,更像是自由生长状态,适合潜心办学。

  竺校长说,听说现在中国很浮躁,这事你怎么看?浮躁的环境,对于办好大学应该是很不利的吧?我说,其实没那么恐怖。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荒唐的时代。

  历史的进程以及后面的结果,取决于谁来做事情,怎么样去做事情。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几亿农民进了城,要把大学办好,一定要“智慧清零”。脑瓜里决定性思维是农民的底子,办不好大学。

  面对不断的“智慧清零”,老百姓怎么能够镇定自如?

当然,“智慧清零”不是说农民的东西、传统文化都不好。“清零”,既不要割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又把不适合的东西扔掉。

怎样才能教出身心和谐的人

竺校长问我,怎么教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我的观点,首先要明白一个事实: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个体生活幸福。一个美好社会,就是让尽量多的个体获得幸福。

中国人现在做的事情,最终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生活幸福。每个个体都生活幸福了,那就真正实现了美好社会。

幸福,是欲望与能力的和谐平衡。

没有欲望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因此,欲望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个体幸福的根基所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理解欲望,经历欲望。

欲望和实现欲望的能力,给教育带来两条路。一个是感性教育,一个是理性教育。本质上,两条路子是相通的,绝对只走其中一条很难达到教育目的。

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性的觉醒。人类第一次以百姓能够听懂的语言说,凭什么我要听上帝的?凭什么我要听教会的?凭什么我要听帝王贵族的?我就是我,我为自己做主,我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个体感性的觉醒。

但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并没有快速发展。欧洲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820世纪。在1718世纪,欧洲发生了第二个大事件: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理性启蒙,而且是科学理性的启蒙。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最早开始办大学,走了两条稍微不同的路子。一条路,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术教育,意在直通个体的感性世界。另一条路是竺可桢先生倡导的科学理性教育。蔡先生当时聘请了一大批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而当时的浙江大学,竺校长的班底中最骨干的核心,大致是理工科方向的。

我个人认为,这也就是浙江大学的个性所在。由科学理性教育为着力点,而追求人性的发展完善。

通过理性教育达成感性教育,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人形成了理性和追求真理的人生观,自然也就有了反对权威,不人云亦云的个性,培养出专业人士的独特科学视角,以此作为独立人格、独特个性的基础。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认为感性教育是培育良心,而理性教育是发展良知。

教授的职责是什么

竺校长问我,大约100年前,罗素先生对中国学生有个评价:学生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梦想有别人能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关键在教授。

很多高校的教授,大多数都想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但是,喊口号没有用。课堂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开眼界。让他们看看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人经过好好学习,最后活得多么了不起,过得多么精彩。课堂目的之二,是为学生展示各种精彩灿烂的人生之路,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妙有路可循。要让学生懂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只有让学生感受到乐趣,教育这个事情才有希望,也才不违背人生追求幸福的根本。

教授治校到底要干什么?真正的教授治校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关的层面。首先,全体教授一起建设大学,在这个基础上参与学校的决策、行政监督;另外一个层面,是每一个教授个体,主持一个课堂,并参与一个系的治理。

我初来浙大时,曾向校长提出我的计划,至少让我讲5年本科的物理与化学。我想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下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但我不会去理会教学大纲,我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设定教学路线。

我的课堂我做主。这就是教授治校的最根本所在。只要有良心、有良知,同时有足够的能力,每个教授都主持得好一个课堂。大学的基础教育自然也就上去了。另一方面,一个出类拔萃的教授,也应该会有治校的机会。

教授是实践人生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喜欢罗大佑,觉得周杰伦也不错。我们教授跟他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要靠表达来吃饭。

但是,教授和歌手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如果罗大佑在舞台上把歌词唱错了,台下观众可能会不太愿意。我们在大学讲课,没有人希望每次讲得完全一样,我们不需要像歌手那样,连声调都一成不变。

因此,我们的职业比歌手强多了,我们的职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表演,但我们的表演大概有一个谱子就行。当然,完全不靠谱是不行的。

每天上讲台不是照着备课笔记念,不是讲PPT(课件)。今天上午下课之前我问学生,中午我要去和浙江大学的青年教授交流,你们希望我带去什么信息?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但有一条是公认的,就是:老师尽量不要念PPT,他们恨死了。

教授如何正确?有一次我去别的高校做报告。讲完之后,有一位名教授站起来提问:“你的报告上连化学的鼻祖(吉布斯)都质疑,你让我这个课以后怎么给学生讲?”这个提问,让我有些吃惊。后来一想,这个问题不在我,在他。总想让自己正确,怎么可能?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还太少太少,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全部加起来,还不及世界的九牛一毛。绝大多数是未知。我们现在知道的,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片面的、暂时的、静止的东西。错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

那怎么做教育?学生进我的课堂,我的一个任务是颠覆他以往的想法。一个好的课堂,总是能够或多或少颠覆学生原来的想法。

我说出我的想法,你觉得对也好,不对也好,自己判断。科学教育是让受教育者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科学教育的课堂应该是有个性的,富有生命的。

与此相关,我们现在的学生一堆的“脑血栓”。哪里来的?我们教授要负责任。授课的似是而非,道听途说;听课的信以为真,不加甄别,自然形成了“思维脑血栓”。我们的任务,就像脑科医生,帮他们疏通“脑血栓”。

如果某件事情教授自己没有把握,最好跟学生讲明白具体情况。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来看看浙江大学的教授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应该有两个特征,学者和教师。首先是一流、二流、三流的学者,再是一流、二流的教师。

什么叫一流的学者?凭一己之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看法的人叫一流的学者。现在浙大有没有一流的学者?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恐怕,全世界此时此刻也没有。像我这样,勉强能算得上二流。

二流学者就是所谓的学术领袖。我们把一个领域看成一张桌子,二流学者就像桌子的腿,把他的工作从这个领域拿掉,这个领域就塌陷了,这就是学术领袖。三流的学者,就像桌子上一块板子,如果拿掉,桌子功能有损失但大致还在,这是重要贡献者;四流学者是桌上的花,他的存在可能让“桌子”更好看,但没那么重要,没花一样是书桌;四流以下,是不入流的学者,他们是桌子上的灰,去掉这部分人的工作,人类的知识会有大变化吗?没有。

说完学者,我们再来说教授的另一个侧面:教师。一流教师教享福,教享受人生。二流教师教学习方法、思考方法。三流教师教知识。当然了,还有不入流的教师,他们念PPT,背课本。

一些教授问我,彭老师你的课上知识点有没有覆盖好?这不是疯了吗?我要是教知识,还不如朝计算机里打字。计算机能够记录的知识又准确又多。

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来考察一个教师的工作。那就是,你的课堂有没有给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一个学生上过你的课、进过你的课堂,他应该与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来总结一下教授的基本特征:他们应该是公民社会的独立个体;现代职业社会的专业人士,热爱教育;见解深刻、自成系统的行业专家;颠覆者和被颠覆者,敢于从零开始。

“浙大能够建成个性丰满的现代大学吗?”针对竺校长的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能够”。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现在的国民基础,比竺校长那个时代(20世纪初)要好很多。

中国大学已经经历了三次创业,第一次是晚清到民国之初,由蔡元培先生及如他般的有识之士引入了大学教育的概念。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明确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大力发展了理工科基础。第三次是改革开放,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培养建设人才的基础上,把现代科学研究做起来了。

我们现在正在做第四次创业。这一次创业,就是回归大学的正道。现代大学的正道,首先是培养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然后是培养各业专才和行业领袖的才。

人间正道是沧桑,但人间只有正道可以致远。

 

彭笑刚:纳米材料科学家,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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